30岁时让生活变成一次冒险

2006年,英国国家美术馆为一个摄影师举办了个人摄影展。对于一个以展览1900年以前英国和欧洲经典油画为主的美术馆来讲,为在世的艺术家举办个展,是绝少概率的事情,何况是摄影个展。到目前为止,那恐怕是第一次,也是唯一的一次。

这个摄影师叫Tom Hunter ,那一年,他41岁。就一个摄影师来讲,TomHunter的成功是革命性的。

Tom Hunter 傅尔得/摄

对于一个1965年出生在英国多赛特郡的小村庄,15岁时就离开学校,没文凭没学历,21岁时漂泊到了伦敦,只能住在别人弃置的空屋里,一直到了26岁,都只能靠体力活儿糊口的人来说,要谈远大的前程,还真是一件很勉强的事情。

然而,通过摄影创作,Tom Hunter成功将人生逆袭。

在伦敦的27年里,他从一个一文不名、一无所有的苦力工,从一个住在弃置空屋里的嬉皮,成为一名享有国际声誉的摄影师,伦敦传媒学院(The London College of Communication)的一名教授。

Tom Hunter 革命性的成功,都源于他生活的革命性。

自21岁时起,Tom Hunter就生活在伦敦东区的哈克尼区,住弃置的房子,没电没热水,在西区的摄政公园做苦力当树医,奋力地跟生活抗争。

也许,就是因为生活在东区的贫民街区,加上多年体力工作和社会边缘生活经验的发酵,他的创作灵感才被不断激发。

1994年,29岁的Tom Hunter 在艺术生涯的第一次亮相,就走进了摄影史的篇章里。那个作品,意在为即将被拆解的贫民区发声。那是他的大学毕业作品:3D摄影装置“贫民区”。他用4×5画幅相机,将自己生活街区里的每一个人都记录下来,放进他做的贫民房屋街区的装置里。

结果,这个作品不仅被“伦敦博物馆”拿去展览,还被作为永久馆藏。也因此,Tom Hunter用摄影创作保住了左邻右舍的家。

天份也好,对艺术的敏感也罢,与其说是摄影成就了Tom Hunter ,还不如说是生活。如今,他的人生早已翻转,有了一份漂亮的履历。

对于平常人来讲,Tom Hunter的人生,就像一次次冒险,他走了一条异于常人的路。多年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后,再回到学校,但他的目的更加明确:“我15岁辍学,没有学历,一直做着体力劳动,有七年时间在种树砍树。这期间我能够想清楚自己想要做什么,所以后来得到上大学的机会时,我就非常有动力,对知识有一种饥渴”。

2013年11月,Tom Hunter的摄影书“Le Crowbar”出版,这本书记录了Tom Hunter人生中一次扎扎实实的冒险。摄影书的内容记录了他大学毕业后的两年的时光,那是跟朋友们一起在欧洲到处流浪的过程。但是,这却是一本最不像Tom Hunter风格的书。

如果熟悉Tom Hunter的创作风格的人,恐怕不会想到这本书是他拍的。

Tom Hunter一向的创作风格,是熟练地借鉴经典油画中的形式美感,汲取传统油画的构图和考究光影,以他自己生活周围的小人物作为拍摄对象,使作品产生历史和现实重叠的厚度,以此来提升英国社会中某个弱势阶层的尊严和形象。

所谓的小人物,是他的朋友,是他生活周遭的人,也可以说就是Tom Hunter自己。

就如他拍的那张Murder Two Men Wanted(两个谋杀通缉犯),每次进入英国国家美术馆,我都会在二楼咖啡厅门口不远处的重要交通关口,看到它显眼地挂在墙上,那正是被国家美术馆永久收藏的一幅。旁边是一幅构图类似的油画作品小样,标签上写着在哪间展厅可以看到那幅油画的真迹。

murder two-men-wanted-2003-tom-hunter

对于这本新出版的摄影书,用他自己的话说,“我发现,那种直接的拍摄,对我现在而言几乎是不可能了”。

“那时,我一直沉浸在毕业作品“贫民窟”的制作中,每天都拿着4×5的大相机到处走动,毕业时,我发现自己需要一些新的空气。毕业后,我跟着朋友们一起出去旅行,就随手拿了一步35毫米的胶片机,可以非常自由地拍东西,那是一种切换”。

如果说Tom Hunter一向的摄影作品,是放大了尊严;那么,在这新本新书里,他要放大的,是自由。

1995年,大学刚毕业的Tom Hunter花了1000英镑在朋友手里买了一辆巨大的双层大巴,在车上塞满了果仁麦片、素三明治、鸡蛋、啤酒后,就跟着朋友们的车队一起,向欧洲大陆进发了。

那一年,他已经30岁。

如果说有一种青春是勇敢的,那就是放掉规则,冒一次险,决绝地奔向未知的旅程。然后,辗转于一地又一地,在一个又一个漫长的黎明前坦然等待,管他温暖还是冰冷;在一条又一条未知未尽的路上勇往直前,管他坦途还是迷途。

在憧憬和回忆青春时,我们都希望它可以是货真价实的放任不羁。然而,在“青春”的正当口,我们却摆不开各种牵扯和规则。所以,才成就了“生活在别处”的伟大口号。

Tom Hunter的摄影书“Le Crowbar”,就是给任何一位幻想过或正在幻想要在路上度过狂野青春,却逃不出现实藩篱的人的一剂抚慰。

1980年代至1990年代前半期,新时代的浪迹者(New Age Traveler)在英国兴起,波及欧陆。那些英国版的杰克·凯鲁亚克们,热烈拥抱嬉皮的生活,怀抱自由的信念,常组成流浪车队,在露天音乐节和大型集市间游历。通常,这种音乐节一般有几万参加者,持续时间在一周左右。

但是,这波潮流却因为1992年5月的凯梭蒙顿共有地音乐祭(Castlmorton Common Festival)而在英国终结。因为跟政府发生冲突,英国政府1994年颁布了刑事司法与公共秩序法案,彻底歼灭了英国的大型露天音乐派对活动,迫使浪迹者们纷纷离开英国,转向欧陆。

Tom Hunter就是向欧陆进发的一分子。其实,他嬉皮的反骨精神,早在13岁时就已出现端倪。当少年Tom听到性手枪乐队(Sex Pistol)的God Save the Queen(上帝拯救女王)时,如电流击中内心,用他自己的话说,“就如工业化时代的蒸气火车,第一次穿过传统的乡村”。

年轻人一无所有,但有的是义无返顾的勇气。关于出发,Tom的理由很热血:“我在街上拿到一张传单,内容是捷克的Hostomice(地名)有一个大型音乐露天派对,之后我们就出发了”。

当时的传单hostomice-flyer

虽然离现在都快20年了,但Tom Hunter现在仍把那张传单贴在家里。在他家二楼的工作室内,苹果显示器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块小白板,那张捷克传单就贴在上面,黑底白字,一条高速公路通向虚无。虽然混迹在白板上的各种小纸片和照片中,毫不显眼,但它却曾是召唤,曾是流浪的发令枪。

Tom Hunter 家里电脑桌上的小黑板,捷克的传单在左下角左二

“我们开着车去了法国、德国、捷克、意大利、西班牙等,一路上都遇到新的朋友”,Tom Hunter开始了吉普赛式的嬉皮生活。

无论如何,在路上的诱惑总是能一下子击中年轻人的心。没有社会规则和顾忌,只有疯狂中的不期而遇,可以在药物的迷幻中快乐至死,可以在电子摇滚和露天派对下酗酒、纵欲。Tom Hunter在他的双层巴士上开了一家咖啡吧维生,连名字都起得朋克摇滚:“Le Crowbar Café (撬棍咖啡)”,Le Crowbar也正是他新出版的摄影书的名字。“咖啡吧卖一些简单的食物,咖啡饮料,煎蛋三明治等。在露天音乐派对上,在路上,那是一个简易的休息场所”。

老朋友和刚认识的新朋友,带小孩的父母和流浪情侣,在各种简易帐篷扎堆处聚集,喝酒聊天发呆。年轻女人在河里洗澡,在河边洗衣,身旁的河水里还泡着吃过饭的锅具。他们把货车、机动卡车、巴士、小汽车、大篷车等改装成房车,把睡袋直接铺在马路边,把生活标准降到最低处,一切都像在过一个没有截止日期的野外露营。

在那段告别庸俗寻找自我的生活里,Tom Hunter还学会了一些作为浪迹汉的职业技巧,“那两年非常有趣,你要学着怎样去和警察、当局等打交道”。

流浪旅程的终结者,是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研究生院的录取通知。得到消息后,TomHunter决定与波希米亚生活告别,在柏林的一个废弃仓库里,他匆忙地把车卖了,买方是一个威尔士的朋克乐队,叫做“2000肮脏占屋者”。然后,他搭了一辆堆满货物的旅行车,一路颠簸着回到了伦敦。

过惯了路上自由散漫的生活,回到学校的Tom Hunter一时间总难调试过来。“在路上生活了两年之后再回来读书,总感觉很奇怪,有时候我还会跑到西班牙或葡萄牙,呆上个几天,再回来学校”。

在路上的两年时间里,Tom Hunter拍了几千张照片,最后,挑了68张到新出版的书里。那些照片里的漂泊感和速度感,以及直接的纪实风格,在他后来的作品里,再也找不到了。

那些都是对青春岁月的回忆,“现在,我发现到了可以回忆那一段岁月的时候了,就把照片翻出来整理”。但是,Tom Hunter内心里,还有更大的诉求:“我想用这些图片告诉英国的年轻人,没有警卫跟警察镇守的音乐节,是怎样的放松和自由,这大概是他们失去的某种自由,也是英国文化的某种缺失。我想用摄影作品,为英国文化的流失做一次抗争”。

Tom Hunter的创作和生活,有着高度的合二为一。也正因为这样,他的摄影作品才有了巨大的力量,可以在改变和推动社会的同时,也成就他自己。

2006年在国家美术馆的展览,名为Living in Hell and Other Stories(生活在地狱和其他故事里)。那个展览作品的构图,大都可以在国家美术馆墙上的油画中找到原型。对Tom Hunter来讲,更重要的,是作品中住在哈克尼区的人的现实生存状况。

哈克尼区位于伦敦东区,相对于富人区的伦敦西区,东区一直与贫民和外来移民联系在一起。1986年,Tom Hunter从多赛特郡的小村子搬到伦敦时,就住在哈克尼。现在,他也依旧住在哈克尼。但是,这些年,他通过自己的创作,不断地为住在哈克尼区的民众抗争,在改变别人命运的同时,也改变了自己的命运。

21岁前的Tom Hunter,一直住在小村庄里,靠劳力生活,对外界充满了幻想。干活之余,他会跟当时的兄弟Fred在小酒吧里喝上几杯,浮想一下在伦敦的生活:到了晚上,他们坐着地铁到苏荷区(soho),进去100club,买上一杯酒,边喝边欣赏乐队表演,完了之后,再住到附近的Ritz(丽兹)酒店,来个豪华五星级的享受。

但是,等他到了伦敦,安顿在东区后,他才发现跟当初遥想的伦敦生活完全不一样。市区的地铁还没有开通到哈克尼,到了晚上,没有100club,更没有Ritz酒店。

晚上,他一般只能在哈克尼的一间小酒吧里度过,回家路上,狂野的牙买加贝斯从路边的某个舞池冲出来,拉丁hip-hop风的雷鬼乐在他耳边萦绕,周围没有熟悉的人。“那是另外一个世界,当我路过废弃的医院,感觉整个哈克尼区都被废弃一般”。

那当然是另外一个世界,特别是当Tom Hunter被房东赶出来,住进弃置的空屋后,他成了一个地道的占屋者(squatting)。

占屋就是住进别人弃置的房子里,这并非英国特有。在英国,只要不是通过武力打开弃屋的门,占屋者的行为就不违法。通常,有两种人会成为占屋者:真正流离失所的人和无政府主义者。

自那以后,他开始了长达15年的占屋经历。“我们形成了一个圈子,不断可以遇到新的朋友,然后这真的成了一种生活方式”。

25岁的Tom Hunter,在做了近10年的苦力工后,选择了回学校念书。他先在威斯敏斯特金斯威学院(Westminster Kingsway College)修了一年的夜间摄影课程,然后申请上了伦敦印刷学院(The London College of Printing)的摄影系。从此,他开始拿起相机,跟驱赶占屋者的官方作斗争。

作为占屋者的一员,Tom Hunter对尊严有一种更为强烈的渴望,曾有人拿着相机冲进他朋友的占屋内,边拍边说,“噢,看看这些糟糕的人”。

这些经历,都是形成他创作风格的重要力量,“我希望给我的拍摄对象尊严,希望呈现他们的美。对我来说,我所拍摄的人就跟我一样,某种程度上这是我的自画像,而不是冷眼旁观甚至是嘲笑拍摄对象。所以,我参考荷兰画家,他们的作品也有革新性,他们给荷兰的普通人以尊严,而不是去呈现国王王后将军等等,我吸收了他们的理念,来予以通常被看作边缘人的群体尊严,通过作品提升他们的地位”。

通常,他都用4×5画幅的底片,在三脚架前,等待考究的光影,综合从经典油画作品中借鉴来的构图,来一个审慎的曝光。而在欧洲流浪的两年,是Tom Hunter唯一用35毫米胶片机,在本能的反应下最直接的记录。前者,是在放大尊严,后者是放大了自由。

Johannes Vermeer,17世纪的荷兰画家,荷兰黄金时代(Dutch Golden Age)最伟大的画家之一。Tom Hunter 的摄影作品的用光参考了Vermeer的经典作品。而且,Vermeer也是在小镇为穷苦百姓作画,以正视他们的尊严,Tom Hunter从中找到了拍摄的借鉴。

我面前的Tom Hunter,已退去了青春时的无所顾忌和桀骜不驯,坐在地毯上,抚摸着他的猫,眼神温和。他的妻小在楼下,正在准备着两个月的暑期旅行。

“学生看到你当年波希米亚的流浪生活,一定觉得很酷”。

“那段时期确实很疯狂”,Tom这么回应。

的确,一个15岁就辍学的人,好不容易在29岁时大学毕业,人生刚拉回了正轨,却在30岁的当口,决然转换到流浪者的跑道上,这只能用“冒险”来形容。

Tom Hunter就是这样的人,“试着让生活变得更有趣,变成一次冒险,不要让自己掉进日常生活的重复乏味之中,最好每天都有新的冒险”。

每天都有新的冒险,不害怕改变,这或许就能解释为何一个乡村早辍生,能从一个苦力工成为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吧。

另,分享一些Tom Hunter 的油画借鉴,他不仅借鉴Vermeer的油画,还从各个不同时期,不同国家艺术家的油画中借鉴。比如:

the way home,2009,_Tom Hunter

Ophelia_ John Everett Millais 1829-1896

death-of-coltelli_Tom Hunter

The Death of Sardanapalus,1827_Eugène Delacroix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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